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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BS|在那苏州河上:追忆上海赛艇俱乐部(一)
作者:w88-优德手机官网-优德体育在线    发布时间:2020-01-27 00:37:57    来源:w88-优德手机官网-优德体育在线    浏览:14
  

  157年前,在上海滩租界内,一个以西方人为绝对主体的赛艇俱乐部成立,据信为亚洲第一家。自1863至1952,俱乐部生存发展了近一个世纪,伴随贯穿了整部中国近代史。虽然主导者是西方人士,但是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的桨和我们的桨划过同一条河。文章从一枚与SRC有关的银匙的出现开始写起,开展对上海赛艇俱乐部的回顾与凭吊,手法有如电影叙事。

  一幅1905年的中国丝绸画描绘了欧洲人在上海(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的港口)进行赛艇。它连同另一幅描绘赛马的作品一起出售。芝加哥的一位经纪人表示,它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中国艺术家开始使用传统艺术形式来描绘西方传统–这背离了它传统的自然和风景主题。这些画作表明了休闲如何成为上海殖民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建筑前面有工笔描绘的电线,这在当时肯定很新奇。”

  在HTBS(Hear The Boat Sing)这类的小圈子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引发诸多口舌。最近,HTBS编辑戈兰·巴克霍恩(GöranBuckhorn)撰写了一篇文章,有关他购得的一枚具有桨形手柄并标有“ src”字样的银匙。它也包含制造商的详细信息,上海的德祥银庄(Tuck Chang&Co),该公司的业务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戈兰认为它可能是为新加坡赛艇俱乐部制作的,但这一理论引起了三个人的回应,他们认为汤匙实际上是上海划船俱乐部(Shanghai Rowing Club--SRC)的遗物。反对派三人是马克·韦尔斯,西蒙·博伊德和HTBS撰稿人威廉·奥切。戈兰因此总结了后者的言论:

  威廉很了解上海。他写道:“在[1949年]革命之前,我的祖父在现在的上海市区拥有一个香蕉种植园。”关于汤匙,威廉评论说,“我认为这与上海赛艇俱乐部有关。在殖民地并不缺银匠的情形下,在上海的银匠那里为新加坡的划船俱乐定制物件是没道理的。”他继续说:“如果是从上海来的,那很可能是上海老俱乐部最后的遗物。在日本占领时期(1941-1945)和随后的革命中,一切都将丢失殆尽。”

  广州,约1850年,中国画家顺呱(Sunqua)作。在广州(上海西南750英里)的英国商人是最早在中国从事休闲划船的外国人,画面显示出一些单人和双人小艇夹杂在工作船之中。

  旧上海赛艇俱乐部的一切都将在历史潮流中消失殆尽,虽然威廉这个推断合乎情理,但马克·韦尔斯透露,有一处能唤起对前SRC记忆的重大的遗迹尚存于世--俱乐部会所本身。我对此颇感兴趣,同时认为这需要更多的调查。首先,来一点历史背景吧。

  在英国赢得1839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胜利之后,上海是被迫对外开放的五个中国“通商口岸”之一。随后的条约允许在该城市建立英,美,法飞地。于是中国人开始了所谓的“百年屈辱”,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免于遵守当地法律和税收。来自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俄罗斯,德国,日本,比利时,荷兰及其他国家的银行和贸易行接踵而至。在1930年代,上海繁荣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在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一直是亚太地区的主要金融中心。随着1949年的接管,贸易只限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城市,影响力下降。然而,199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导致大量的金融和外国投资以及对旧城区的壮观重建。

  上海外国租界地图。法国部分占地4平方英里,“公共租界”(1863年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为9平方英里。英美租界由英国主导的市议会管理。最初,曾设想过华人不会居住在公共租界中,但是到1905年,他们占人口的95%。红色箭头标记了上海赛艇俱乐部船屋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站点。图片来源:

  从1860年代初期开始,在上海的外国人生活已经足够安定,有时间从事商务和经营以外的活动。由此成立了体育、社交和知识性的俱乐部和社团,其中赛艇运动是有组织的休闲活动的先驱之一。

  1935年的上海局部地图显示了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如何建立体育与社交,打造“域外之家”。红色箭头指示了赛艇俱乐部,该俱乐部位于苏州河上,靠近其汇入黄浦江之处。左边的娱乐场上标有板球,高尔夫,保龄球和游泳俱乐部。赛马俱乐部的赛马跑道沿娱乐场外围铺设一圈。上面是1939年上海众多俱乐部和协会的重要名单。

  1938年,奈杰尔·梅恩·威尔弗雷德·哈里斯(Nigel Mayne Wilfred Harris,1909年-1999年)写下了上海赛艇俱乐部的历史(他曾是该俱乐部的热情成员),名为《舢板业务》(Sampan Pidgin)。2009年,赛艇历史学家,作家兼新闻记者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在《赛艇与赛船会》杂志上写道:

  《舢板业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各色人物,它捕捉了那个消逝了一个世纪的,侨居在遥远异域的生活,它因中日战争和后来的1949年上台而终止。《舢板业务》因其出色的写作质量和所讲的故事而跻身我的赛艇类书单前五名。

  西蒙·德拉克福德(Simon Drakeford)已将这本稀有书籍的部分放到网上,他经营着一个有关中国通商口岸体育历史的网站。马克·威尔斯(Mark Welles)友好地给我发来了完整的pdf文件。于是很明显,我大量引用了其内容。

  在广州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似乎将赛艇作为一种运动引入了中国。中国一部始于1760年的条例管理着外国人在广州的行为,条例禁止外国人乘船在河上赛艇娱乐;但是,这些规定并未得到严格执行,1837年6月21日,社区的一些年轻成员成立了“广州赛船俱乐部”,以便在河上赛艇和航行。

  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广州的洋行在新港口开设了分支机构,其在体育和贸易中上的影响均得到了见证。

  尽管第一次上海赛艇赛可以追溯到1849年,但是被我们报道的第一次赛艇赛却是1852年10月29日在(黄浦江)举行的……

  “上海赛艇赛及外滩一览”,约1850年,中文学校。这是大图的一部分。带有美国国旗的船上设有裁判。外滩是黄浦江沿岸的长廊,是许多外国银行和商业机构的所在地。图片:创用CC许可/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2006年/马克·塞克斯顿照片。

  1852年的比赛吸引了11名参赛者,其中3人参加四人赛艇,3人参加双桨平底船赛,5人参加单桨平底船赛。随后有了更多的赛艇赛,并于1859年成立了“赛船俱乐部”。然而,持续到1950年代的“上海赛艇俱乐部”于1863年成立。第一任船长是英国人威廉·斯托特(William Stout),(当他回到伦敦赛艇俱乐部时以一名赛艇人而知名),第一任秘书兼司库是美国人AA Hayes,Jr。这促使哈里斯写道:

  因此,于肇始之际就具备的国际主义立即成为俱乐部实力的源泉,也是俱乐部在艰难的世事变迁中生存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保障。

  在后来的几年中,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美国,德国,丹麦,法国,比利时,瑞士,挪威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划桨手都相互对抗。1937年,SRC成员中有12个国家,英国为54%,德国为22%。但是,哈里斯观察到:

  国际八人小组的组成向来都是一个难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国籍争议涉及远超严格的人种学所考虑的范围。

  上海赛艇俱乐部可能是一个跨国组织,但印象是始终由英国成员负责。俱乐部官员和高层人物名单中几乎没有明显的“外国”名字。

  SRC的“国际主义”一个早期例子是在1866年俱乐部秋季国际赛艇赛中,一名美国船员击败了英国船员赢得此杯。

  1867年的上海赛艇赛程表,转载自哈里斯(Harris)的《舢板业务》。在赛艇赛的第二天,除了单人艇,四人艇和八人艇之外,比赛还包括“中国人操纵的赛艇”,救生艇和独木舟比赛。

  1887年3月24日,英国著名的《插画体育与戏剧新闻》描绘了“在上海赛艇”。

  哈里斯记录了俱乐部的活跃会员数,数据显示从1863年俱乐部成立到1932年,或多或少处于稳定的增长。此后,由于贸易萧条和政治动荡加剧,俱乐部开始衰退。他提供了不同年份的数字:1867-68;1891-130; 1905 – 250; 1921–290;1932–299;1937-131。这些数字令人惊讶地低,尤其是考虑到1935年公共租界中的英国人口为6000。然而,俱乐部的运转情况必须非常良好,才能做到仅靠不多的会员也够支付船只,土地和建筑的费用。多年来它还真做到了。

  尽管哈里斯对上海赛艇运动大为乐观,但30年前,俱乐部的一位前成员却对SRC挑剔指责。1904年,奥利弗·乔治·雷迪(Oliver George Ready)出版了 《中国的生活与体育》。雷迪曾在剑桥划过船,并将苏州河与剑河进行比较:

  俱乐部有两个出色的船库和大量的船…但是赛艇水平不是一流的… [这] 部分是由于训练之难,教练除了在船尾开展指导之外别无他法。河岸上没有便道供教练骑马或奔跑跟随指导…….,如果在小河两岸修筑便道,并从国内聘请专业人士来指导一两年以迈上一个新台阶,对于俱乐部来说是回报颇丰的投入……

  当然,对于大多数赛艇俱乐部而言,其意义远不仅是划一划桨。拉腊·德拉·哈珀(Lara de la Harpe)在“ 寻找老上海 ”网站上写道:

  [在]1890年 … [SRC] 主席AC Westall先生鼓励[会员们]敦促他们的朋友“放弃娘里娘气的草地网球运动,投入到雄风十足的赛艇运动中来。” 他还指出,“对俱乐部的兴趣增加是由于人们对赛艇的兴趣增加了。不必说俱乐部应该只由实际的赛艇运动员组成:在这种气候下,除非有一些乐趣,否则人们不会参加这样的锻炼。” [ 1890年4月25日,《华北先驱报》。显然,就像当时的上海许多俱乐部一样,赛艇俱乐部是一个社交活动的场所,无论是否涉及赛艇。

  作为一个“社交”俱乐部,奇怪的是SRC“几乎是上海唯一一家不允许在场所内喝醉的俱乐部。”负责人总结说,“擅长赛艇的男人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都节制。”但是,后来也有了“醉酒许可”。上述船长在1890年年度全体大会上的话说被哈里斯引用。

  RM卡姆贝尔先生(SRC负责人),1894 -1895。图片来自《舢板业务》。

  还是关于社交。哈里斯指出,在上海夏季闷热的天气中,“有女士们在游船上陪伴,给严酷的训练带来一丝清凉” 。但是,女士们似乎并非永远是看客–哈里斯(Harris)援引1892年的一份报告称,“女子四人赛队以她们的靓丽身姿为赛道增光添彩,并为几位划手注入了新的活力……”,女子参加赛艇至少在1922年和1940年代末及1950年代初是有据可查的。

  同样,为显示包容性,甚至允许中国人赛艇--但是仅限于中国人相互竞赛。哈里斯用施恩的口吻如此记载:

  1901年,由华人赛手组成,代表宁波和上海的两支四人赛艇队参加了“黄埔杯”争夺。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这是开先河的第一场。

  这不是《舢板业务》唯一一次展示欧洲人对当地人民的态度。谈到俱乐部的中国员工,哈里斯如此说:

  “船老大”的和船工的职责是多种多样的,而绝不仅仅局限于照看船只,为我们那些被宠坏的桨手、舵手们上下抬船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桨手对他们那几个近似鹦鹉学舌的零散字句还是熟悉的……高级的更衣室男孩被称为“乔治”一直是一种传统。

  但是,SRC可能是一个慈善机构或家长式机构。哈里斯说,在1930年代,俱乐部为“忠诚的退休老仆人”设立了养老基金。甚至采取了行动,接纳(适当阶层的)中国人成为会员:

  1931年底成立了一个专责委员会,负责报告接纳华人成为俱乐部会员的问题。该报告赞成鼓励中国人(尤其来自于圣约翰学院和上海大学)通过租船和聘请教练来参加赛艇,并接纳这样的中国人为正式会员。打算将这些建议放在年度全体大会上;但是,鉴于1932年的中日敌对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局势,决定暂缓执行。

  哈里斯还讲述了一个让人半信半疑的故事,他说有一位中国商人得知牛津–剑桥赛艇比赛需要耗费3000英镑时,商人说他愿意带16名中国赛艇手,用300英镑的价格来做这件事。向来如此。

  这张约于1875年至1880年拍摄的照片出自布里斯托大学在线版的中国历史照片集,在“创作共享许可”下转载,©Helen Dhoot。标题说:“这座建筑是苏州河旁马克咸路的上船屋。它建于c.1875-76。草坪上可以打槌球,网球,掷环圈。

  哈里斯没有记录为SRC建造第一栋船屋的时间,尽管他确实说过“就在现在的船屋旁边”,即在苏州河的南岸,靠近流入黄浦江的地方。即为后来被称为“下船屋”(多在非周末时使用),1875年在河的上游位置建造了“上船屋”(多在周末时使用)。1902年,河道拥堵加剧导致“上船屋”移至更上游,并于1906年被出售。

  第一个“下船坞”是一个“朴实的建筑”,墙壁和屋顶由粗毡子铺叠而成。后来才用墙板和木瓦进行了重修,并配有浴室和“大型餐厅”。

  三座“下船屋”中的第二座,摄于1886年。它在1905年会所和船屋于其旁边建立后被拆除,并在该处建造了游泳池。布里斯托大学收藏的图片,©哈佛大学校董委员会。

  到1905年,在旧的下船屋旁边建造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新会所和毗连的船屋。在老船屋场地,次年建成了一个室内游泳池。《华北日报》如此描述新会所:“高大,端庄,宽敞的上海红砖建筑,在一楼设有更衣室,盥洗室,浴室,宽敞的宴会厅和便利的前厅…… ”

  在1906年的游泳池启用仪式上,俱乐部负责人EC Pearce向邻居联合教堂致以特别感谢,因为联合教堂慷慨地准许俱乐部在其所有的河岸范围内建造新建筑群。“我不必多说,赛艇俱乐部一直奉为座右铭的一句话是……清洁近乎敬虔(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为了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泳池被布置在善良的教堂旁边。”

  这张新会所(左)和船屋(中)的照片一定拍摄于1905年新建时,因为1906年在最左端修建的泳池还没有到位。从马路上看,船屋和泳池形成的两翼似乎是彼此的镜像。

  从苏州河里看船屋,一道坡道通向浮台。带有独特穹顶的会所清晰可见,但这个角度看不到游泳池。

  与上图视角类似但是时间较晚,该角度能看到泳池建筑物。显然,小河下游的拥堵是一个问题。

  这张图片必定是1908年以后的图片,因为它显示了中国第一座全钢桥梁“新”花园桥(中文称为外白渡桥)。图片来源:

  1908年后的完整视图,从左至右,是一座模拟半木结构的建筑物(可能是健身房和手球场),船屋,俱乐部会所和游泳池。原始明信片题词错误,照片并未未显示外滩和公共花园。图片来源:

  至于俱乐部的船,哈里斯透露,第一艘船“和海军冲锋艇(cutter)没多大区别”,是由1840年代从广州移居的商人带来的。到1869年,船队由四艘八人艇,七艘四人艇,四艘双人艇和五艘单人艇组成。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不到一半是从英国带来的,其余都是中国制造。英国船只从梅登黑德的塞尔,哈默史密斯的比芬,哈默史密斯的西姆斯和普特尼的克拉斯珀进口。英国人并没有独领风骚,后来又有来自瑞士和法兰克福的船只。曾尝试在本地和澳大利亚制造划桨,但哈里斯声称没有桨能与产自普特尼的艾林斯的桨匹敌。至于船配件,到1880年,除青少年船外,所有船都具有滑动座椅。,1917年尝试了旋转桨架,收效甚微,被判定为“失败”,哈里斯在1938年指出,“固定桨架仍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他还记录了:

  由于进口船在运费和关税上的花费,俱乐部(自1933年起)就在当地解决需求…… [船] 是由中国木匠照着旧船依样画葫芦建造的。

  截至1937年,《舢板业务》记载的SRC的船只详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超过一半的船船龄不到五年。船只的“本土”订单中也包括日本。

  1909年,图片显示“太古行四人赛艇队”处于于俱乐部和花园桥下游。“ 行”是在中文里是商业机构的意思。

  尽管黄浦江面太繁忙,同样繁忙的苏州河对于理想的赛艇条件来说也太过曲折,但上海的赛艇还是蓬勃发展。然而,1905年修建的沪宁铁路使得进入上海以西45英里处的“东方威尼斯”太湖平原相对容易,这是一个更适合划船和赛艇的地方。许多欧洲人在那里有船屋(昆山青阳港一带,译者注),那里不久便被称为“Henli”,这是中国翻版的“Henley”(Henley镇举办英国著名的赛艇活动,译者注)。

  1906年,决定在“Henli”举行SRC的秋季赛艇赛。哈里斯写道,“野餐比赛艇赛更成功”,但事情有所改善,新场地正式投入使用,春季赛艇赛从1913年起在那里举行。看上去欢乐可以从此永不停歇,但是 1914年8月,戛然而止,全世界大战起来。